在日常生活中致良知——王阳明道德哲学的精义
 
 
 

 阳明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致良知学又是阳明学的核心,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致良知说多偏重从哲学角度(特别是运用西方哲学语言)研究,而对于具体如何致良知即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进行研究则并不多。

  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学在根本态度上很不同于西洋哲学或印度哲学,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哲学的特色,然后方不至于以西洋或印度的观点来误会中国哲学。”他认为有别于西方学术,中国古代思想有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重了悟而不重认证等特点。他提醒我们:“想了解中国哲学,必先对于中国哲学之根本性征有所了解,不然必会对于中国哲学中许多思想感觉莫明其妙,至多懂得其皮毛,而不会深悟其精义。”

  以上张先生的话,既适用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古代道德修养思想(中国古代学术本来就没有哲学与德育之分。)在笔者看来,王阳明致良知说的本意就是要告诉人们如何从自己的良知良心出发,在每时每刻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进行实际的而不是理论的、口头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这样一种学说,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精神文明建设,毋庸置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什么是良知?王阳明说:“学者真能见得良知本体,昭明洞彻,是是非非,莫非天则。”在阳明看来,良知(或曰良知本体、本体良知)是超越时空的,是光明的,是常觉常照的,是知是知非的,是天理……它是形上本体世界,也是人心的本来面目。人们之所以发现不了它,是因为被私欲习气蔽塞了。私欲并不是生来就有的,不属于心之本体,而是执着于自己的躯体、一切从躯体出发才产生的。正如乌云虽能遮住太阳,但并不能完全遮住阳光一样,私欲习气也不能完全遮蔽良知本体的光辉。这个从私欲的乌云中透露出来的一丝光辉,就是知是知非、知善知恶之心。这个是非之心、善恶之心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即便一个十足恶棍也会不时感觉到是非之心对他的谴责。这就是常人说的“良心”(或曰良知)。因为它是每个人反省自心当即体验得到的,所以又称之为现成良知(王龙溪语)。致良知的主旨或实质就是依良心而行,扩充现成良知,恢复本体良知。

  如何扩充这个良知?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 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由此可见,致良知就是依此现成良知而行,即依良心而行,也即存善去恶。从私欲习气的浓雾中透出光芒的知是知非、知善知恶之良心,是人们言行的准则。只有它,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一个人的言行谁都能欺骗,可以瞒得过所有人,却欺骗不了它,瞒不过它。若欺骗了它,不依它指示的去做,他就会感到不安。总是欺骗它,总是不依它的指示去做,而按私欲的指示去做,则它会变得越来越微弱,私欲越来越强大。反之亦然。

  阳明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描述良知与私欲的关系:“良知犹主人翁,私欲犹豪奴悍婢。”一般人总认为私欲是真实的自己,是他们的主人翁。阳明认为良知、良心才是当家人,才是人们真实的自我。只是因为这个当家人沉疴在床,私欲才那么横行霸道,冒充主人翁。致良知就是给当家人服药治病。不断地致良知,终于有一天当家人摆脱病魔,恢复健康,变得非常强大,于是他重掌家政,私欲则无容身之处。何为私欲?很明显,它是与良知、良心或天理(因为“心即理”)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按照阳明心学,私欲指的是与良知相违背的一切不正当的欲望、态度、要求,如仇恨、邪恶、恼怒、骄傲、贪心、淫念、嫉妒等。例如,门人陆澄在鸿胪寺时,忽然收到一封家信,说儿子病危。他心里忧闷得不行。阳明说:“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平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从这一段话中可以清楚看出,私意或私欲是指违反天理本体或心之本体(即良知、良心)的思想、态度、情感,包括过或不及两种。这里,阳明所说的“讲学”指的是道德修养,即存天理去人欲,而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任何学问。

  致良知即依良知而行,它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为善与去恶。当良知知得此事为是、为善时,便坚决地去行;当良知知得此事为非、为恶时,便坚决不去行;当良知知得此意念为私欲时,立即在它刚萌发时就从心里克除之(此即阳明所称“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这就是致良知,如此就能扩充其现成良知而恢复其良知本体。当良知知得此事为是、为善时,却不去行;当良知知得此事为非为恶时,却又去行;当良知知得此意念为私欲时,不仅不克除,还容许它在头脑里生根、长大,最终控制你的思想:这就不是致良知,而是贼良知,也就是自蔽其良知、自伤其良知。

  致良知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因为是非之心、好恶之心的判断指导功能本来就是针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事情而言的。脱离了日常生活,现成良知的是非好恶作用不就成了空的东西吗?所以,致良知只能在见闻酬酢中进行。这是致良知工夫的优点之所在,也正是儒家与佛家、道家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佛道要求信徒摆脱一切社会关系,避开一切社会责任,去寺庙、去深山老林里修炼,以获得涅槃或长生不老,因为它们的宗旨本来就是出世的。而儒家则不然。它的宗旨是入世,是济世,是治国平天下,修身仅仅是手段。如果像佛道一样去深山修炼,纵然修得功夫再高,也于世无补。为了承担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阳明致良知教从一开始就要求门徒在实际生活中修炼自己。

  阳明指出:“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功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问。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阳明认为,良知是内在的、天赋的,直接由本体而来的,并不是由视听言动等种种经验活动而产生的,所以说“良知不由见闻而有”。人们的视听言动和种种社会活动都是良知的发用而产生的,所以说“见闻莫非良知之用”。良知虽然产生了种种现象,但并不粘滞于或受制于这些现象。良知虽然超越于现象界,但也并不离开现象界,而是内在于现象界的。因此,致良知只能在见闻酬酢中进行,也就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进行。因为整个世界就是良知本体和它的发用流行,离开了良知就没有这个世界,所以阳明认为致良知是一切学问的根本,是人生的意义之所在,是圣人教人第一义。若是抓住了这一核心,日常生活的每一件琐事都变得有意义、有价值,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致良知。若是忘了这一大头脑,被生活的洪流所淹没,被日常事务牵着鼻子走,人生就失去了意义。阳明的部分学生没有处理好生活与致良知的关系,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失去致良知的头脑,把致良知与见闻酬酢完全分开,一碰到事情就忘了致良知。二是“致良知而求之见闻”。阳明指出他们虽然没有忘记致良知这一头脑,可是在致良知和见闻酬酢之间还是有隔阂的。其结果是专在多闻多见上用功,同样也会失去致良知这一大头脑。

  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如何在见闻酬酢中致良知。

  有一属官,久闻阳明之学,说:“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阳明听后答道:“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此处的“格物”即致良知)。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物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门人汪景颜将去外地任地方长官,临行前向阳明辞别。阳明告诉他如何把为政为学结合起来:“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天下事虽万变,吾所以应之不出乎喜怒哀乐四者。此为学之要,而为政之要亦在其中矣。”

  由上述可见,致良知就是随时随地根据自己良知、良心所指示的,也即按天理所启示的进行道德修养。此即王阳明所说的“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的真正含义,也即他所谓“做学问”的真正含义。他认为致良知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工作中进行,特别是遇上有利害关系时、情绪激动时,正是“做学问”的好时机。此处也可证明,阳明的所谓“人欲”“私欲”,并非人的一切欲望,而是“强记之心、欲速之心、夸多斗靡之心”、“怒心、喜心、屈意、随意、随人意思”等等。只要有一丝一毫偏离良知,都是人欲、私欲、私意,都是要清除干净的。(赖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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